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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谈信仰和理性

归档日期:08-19       文本归类:爱德华兹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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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理性的出现从历史上说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结果,从信仰上说,这是上帝创造人时,赋予人的杰出能力。《创世纪》说上帝创造人后赋予他管理地球万物的职能,同时人在被造时已经有了语言能力,他为万物起名字。语言的功能是指示,所指与被指之间的关系形成理性的基础。言说中有所指与能指的功能建构,这个建构因文明与人群习性而异而同。言说是思考、感受的传达,此即理性,由个别而整体的综合与分理、领会与理解。只不过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杂质的、不完全的,言说中传递的判断要靠推理、信仰、信念、经验等等一系列人群“学而习之”的综合因素才能成就,而学习的东西于人与宇宙万有中,永无穷尽,所以理性不能穷尽一切,特别是关于上帝。对于理性而言,上帝始终神秘,无法在经验范畴内确实完整地把握到。所以,对于基督教而言,信仰先于理性才是本质之道,这个信仰可以确知的来源首先不是理性而是启示。我个人倒认为,启示者乃是上帝与人交流时“俯就”(accommodation)而成就的、人类理性心智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信息之流。

  信仰与理性这一对子,在基督教中将长久存在,它们既是合作者,也往往呈现出矛盾的张力。从合的方面说,没有一组信仰命题可以完全只靠信仰、信念而可以被理解和传播;理性也不可能离开信仰而仍然可以完整透彻地阐述宗教之为宗教的一切,两者均要透过对方来构建自己,这是在很多人来看吊诡的问题。吊诡背后反映的是人的有限性之实境。我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一段历史的可能性推断》中曾过用过一位神学家潘能伯格的观点,在潘氏(Wolfhart Pannenberg)在其名著《神学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有一段话很精辟地概括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及其性质:

  “甚至关注信仰与理性之拱顶般契合统一的人,也不能忽视在它们之间总是不断出现的差异,导源于基督教神学及我们传统的精神之根的二重性,一方面可溯源至以色列和基督教,另一方面可追溯至希腊的圣贤们。

  对基督徒来说,信仰与理性的完善统一只是在末日才可实现(哥林多前书13:12)。然而,基督教也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们只应专注于一仍是悬而未决的将来,从而疏离现在。相反,基督徒对末世的理解将人的目光转回到现在,就现在来讲,它也可以体验为乃是由上帝行将来临的统治决定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历史上的希腊遗产与以色列遗产间的张力,常表现为理性与信仰的张力的”(潘氏《神学的基本问题》节选“信仰与理性”,引自迈尔威利.斯图沃德编《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其实,扩大一些说,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可说是一切宗教的实境,例如我个人认为,佛教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佛教那里,存在被当作是语言问题来把握,东方宗教对理性之说采取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进而抑制之。基督教在此表面化地谈论,乃只因这个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使它既肯定存在为实义(客观),又知道上帝之在的客观性,在言说之外,故成就了它特别的执着和敏感。两千年基督教史,于此恩怨情仇可谓一言难尽。

  旧约时代的犹太教,最注重的是上帝与本民族命运,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如何开始、运作与怎样终结,这类问题不是犹太教的“兴奋点”。所以、天堂、地狱等在旧约文献中往往到了巴比伦之囚后才出现,摩西五经并无此观念。对古老犹太教来说,信仰是他们唯一的东西,他们的国、家被认为是上帝直接赐予,而其立国之本、民族生存之本的律法是直接从在启示中成就,成文的律法与关于律法的解释强制所有人要执行。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甚至禁止对启示与律法作出个人的解读,守法,虔诚、清洁、刚毅、忍耐、自负,是犹太教赋予以色列的气质。

  基督教不同,它呱呱堕地的那天起就带上了“双希”结合的基因。希腊文化是历史最完整的理性文明形态之一,其发轫处首先是“向自然发问”“向神祗发问”,神与存在,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如何、为何如此、人之何处等等,皆有一套可供完整传播、传授、可逻辑地分析推敲的思想体系,这是希腊文化的内核和本质,构成了希腊文明的思想底色。一开始,保罗等就要面临要向希腊人证明“上帝之在”的任务,不是用寓言、故事、箴言而一定要用证明的理性模式,象《罗马书》这样的著作在原初犹太文化中是很难出现,也没有必要的,但在新约时代,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篇要义之文。在让希腊人信服的论证中,在让其满意的、令其震憾的回应中,基督教的真正实力才会显出现来,它才可以让人相信并把握得到“他是谁”,拒绝那些不是自己的因素的侵略。于是,信仰与理性的合一注定要在基督教这里成为一线主线。没有理性,基督教能够进入罗马社会的主流,根本不可能,战胜诺斯替教等异端的侵害也不可能。理性,保证了基督教教义的正确传递和表述,超越出了一个个信徒自己感性的信心、信念而建造出一个神学之殿,使基督教跨地区、跨文化、跨时代的传播成为可能,它是基督教文明的精华所在。这是神的意旨,是上帝智慧的成就。

  中世纪的神学见树更加精美宏博,基督教教义与思想发展得更加深邃、精准,是神学上“包罗万有”、全面发展的阶段。但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官方神学”在托马斯.阿奎那后停滞不前了,思想的禁锢、腐败堕落、社会矛盾激化,其时是理性最薄弱的时刻,信仰被“格式化”,此中光景与二十世纪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和我们的文革时期可有一比。

  马丁.路德等发动的宗教改革,的确带有很强的“反理性”特质,但是请注意,路德这里是把理性看作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一系的经验理性,这种理性按路德的观点看,是源于感官印象的推理综合而成,它只能判断同质的事物,现实世界的人与事都具有同质性,属于可见的、个体的、经验实有范畴,而上帝之道不属于这个范畴,所以这种理性并不能在上帝启示之前敞开自己。由路德到哲学大家康德,在理路上是容易的,康德有意无意间沿习了路德这一思路,提出了理性与信仰的分治之域,这一主张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宗教和科学理性的发展进程,康德这一种可称为“科学理性”的典型形态了。后来,费希特、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虽然对康德有批判,试图由对对象知识的反思中综合出环环相扣的形而上体系,以哲学神学代替信仰也代替经验理性,可是始终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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